看过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的读者知道，美国纽约有一所“克莱登”皮包大学，专门兜售文凭。我的本家方鸿渐当年留学德国，未读学位，也花四十美元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回国当了教授。这类皮包大学在美国并没有绝迹，在我收到的无数垃圾电子邮件中，偶尔就可见到兜售文凭的。是否有中国留学生买了这样的文凭回国当教授，不得而知。近来从国内的有关报道中发现了三例留学人员回国时伪造学位和职称的，却与“克莱登”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例，是“基因皇后”、“世界生物科学顶尖级人物”陈晓宁，明明是洛杉矶一所私营医院的技术人员，挂名加州大学附属副教授，回国时却“精简”成了“加州大学副教授”。一个连博士学位都没有的人如何能在美国著名大学当副教授？查来查去，发现她的头衔都大成问题。此事我已在以前的一篇文章（《是商业炒作不是科学研究》，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13日）中详细揭露过，在此不赘。
第二例，是国内几家媒体报道一位年仅25岁名叫夏建统的留学生到杭州“要给西湖动点小手术”，据说他21岁考入哈佛，24岁取得建筑学及商务信息管理硕士、设计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云云。经向哈佛大学校方查询，此人其实是24岁开始读设计学博士学位，离获得博士学位还早着呢，教授更是八字还没一撇，他当的乃是博士生大都当过的助教。
以上两例虽属伪造，好歹还有点影子。第三例更绝。9月22日起，《天津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华社等纷纷报道南开大学教授杨池明博士“破解疯牛病化学密码”，“挑战诺贝尔”，“在美国引起轰动之后，国外很多地方马上成立了从事神经化学课题研究的公司”云云。我读了杨博士发表在中国《化学》网络杂志上的论文，发觉他不过是发现了疯牛病的朊粒蛋白和老年性痴呆症中的贝塔－淀粉状多肽在一段仅9个氨基酸的序列中存在很弱的模式，连相似性都很难说，他就称之为“惊人类似性”。即使果真如此类似又如何呢？没有突变和功能实验结果做为支持的序列类似性是没有价值的，不可能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1993年我发现几种蛋白质存在强得多的序列相似性，写了篇小论文打算投到一家等级不高的学术刊物，也因无实验支持作罢）。
这个多少还算是学术问题的争论先放一边。引起我注意的，是杨博士在论文中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圣地亚哥生命科学和健康研究所”为联系地址，他在中国《化学通报》2000年第1期一篇小论文后的作者简介中称自己“现在美国SanDiego加州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研究所工作”，《科技日报》在1999年10月21日一篇介绍杨博士的文章中也说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命与健康研究所主任”。我刚好就在圣地亚哥定居，经常要上加州大学查资料，有多位同学、朋友在这所大学工作或工作过，却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研究所。杨博士给出的这所研究所的通讯地址，是邮政信箱，表明这所研究所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如果一家虚拟的网络公司用邮政信箱当地址，很正常；一所有实验室的研究所也这么干，就很奇怪了。向加州大学的工作人员查询，没有人听说过这所研究所。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通讯录中，也找不到杨池明这个人。是不是像陈晓宁的“北美华人医学遗传学家协会”一样，该机构是杨博士拉几个朋友自己创建的呢？于是我去找加州州政府法人机构的注册记录，也没有找到有这样的一所研究所登记在案。最后在圣地亚哥市政府记录中发现了踪迹：杨池明在1998年7月28日向市政府登记了名为“生命科学与健康”的商业化名，登记号为1998019480。原来所谓“圣地亚哥生命科学与健康研究所”，不过是杨博士本人的商业化名而已。在美国，组建一个法人机构已相当容易，而登记一个个人拥有的商业化名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只要该名称还没给别人注册掉，花几十美元到市政府登记然后找家地方报纸登一个月广告就完了。
这三个例子，都是因为当事人经众多媒体广泛报道成了名人，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不那么出名的留学归国人员中，不知还可以找到多少类似的例子？《围城》的时代，中外通讯不便，“克莱登”流行，并不奇怪，方鸿渐听说自己的一名同事也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也只有又气又笑。但现在早已进入了信息时代，有关国外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资料都可从互联网查得，查不到的，也可发电子邮件或打电话询问；而“克莱登”却屡见报端，令人不可思议，恐怕只能归咎于记者的懒惰和松懈了。我希望，以后不论是记者还是公众，在见到留学人员戴着“博士”、“教授”、“主任”、“主席”的桂冠翩然归来时，要多留一个心眼，记着：“克莱登”以前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看过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的读者知道，美国纽约有一所“克莱登”皮包大学，专门兜售文凭。我的本家方鸿渐当年留学德国，未读学位，也花四十美元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回国当了教授。这类皮包大学在美国并没有绝迹，在我收到的无数垃圾电子邮件中，偶尔就可见到兜售文凭的。是否有中国留学生买了这样的文凭回国当教授，不得而知。近来从国内的有关报道中发现了三例留学人员回国时伪造学位和职称的，却与“克莱登”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例，是“基因皇后”、“世界生物科学顶尖级人物”陈晓宁，明明是洛杉矶一所私营医院的技术人员，挂名加州大学附属副教授，回国时却“精简”成了“加州大学副教授”。一个连博士学位都没有的人如何能在美国著名大学当副教授？查来查去，发现她的头衔都大成问题。此事我已在以前的一篇文章（《是商业炒作不是科学研究》，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13日）中详细揭露过，在此不赘。
第二例，是国内几家媒体报道一位年仅25岁名叫夏建统的留学生到杭州“要给西湖动点小手术”，据说他21岁考入哈佛，24岁取得建筑学及商务信息管理硕士、设计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云云。经向哈佛大学校方查询，此人其实是24岁开始读设计学博士学位，离获得博士学位还早着呢，教授更是八字还没一撇，他当的乃是博士生大都当过的助教。
以上两例虽属伪造，好歹还有点影子。第三例更绝。9月22日起，《天津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华社等纷纷报道南开大学教授杨池明博士“破解疯牛病化学密码”，“挑战诺贝尔”，“在美国引起轰动之后，国外很多地方马上成立了从事神经化学课题研究的公司”云云。我读了杨博士发表在中国《化学》网络杂志上的论文，发觉他不过是发现了疯牛病的朊粒蛋白和老年性痴呆症中的贝塔－淀粉状多肽在一段仅9个氨基酸的序列中存在很弱的模式，连相似性都很难说，他就称之为“惊人类似性”。即使果真如此类似又如何呢？没有突变和功能实验结果做为支持的序列类似性是没有价值的，不可能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1993年我发现几种蛋白质存在强得多的序列相似性，写了篇小论文打算投到一家等级不高的学术刊物，也因无实验支持作罢）。
这个多少还算是学术问题的争论先放一边。引起我注意的，是杨博士在论文中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圣地亚哥生命科学和健康研究所”为联系地址，他在中国《化学通报》2000年第1期一篇小论文后的作者简介中称自己“现在美国SanDiego加州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研究所工作”，《科技日报》在1999年10月21日一篇介绍杨博士的文章中也说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命与健康研究所主任”。我刚好就在圣地亚哥定居，经常要上加州大学查资料，有多位同学、朋友在这所大学工作或工作过，却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研究所。杨博士给出的这所研究所的通讯地址，是邮政信箱，表明这所研究所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如果一家虚拟的网络公司用邮政信箱当地址，很正常；一所有实验室的研究所也这么干，就很奇怪了。向加州大学的工作人员查询，没有人听说过这所研究所。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通讯录中，也找不到杨池明这个人。是不是像陈晓宁的“北美华人医学遗传学家协会”一样，该机构是杨博士拉几个朋友自己创建的呢？于是我去找加州州政府法人机构的注册记录，也没有找到有这样的一所研究所登记在案。最后在圣地亚哥市政府记录中发现了踪迹：杨池明在1998年7月28日向市政府登记了名为“生命科学与健康”的商业化名，登记号为1998019480。原来所谓“圣地亚哥生命科学与健康研究所”，不过是杨博士本人的商业化名而已。在美国，组建一个法人机构已相当容易，而登记一个个人拥有的商业化名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只要该名称还没给别人注册掉，花几十美元到市政府登记然后找家地方报纸登一个月广告就完了。
这三个例子，都是因为当事人经众多媒体广泛报道成了名人，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不那么出名的留学归国人员中，不知还可以找到多少类似的例子？《围城》的时代，中外通讯不便，“克莱登”流行，并不奇怪，方鸿渐听说自己的一名同事也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也只有又气又笑。但现在早已进入了信息时代，有关国外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资料都可从互联网查得，查不到的，也可发电子邮件或打电话询问；而“克莱登”却屡见报端，令人不可思议，恐怕只能归咎于记者的懒惰和松懈了。我希望，以后不论是记者还是公众，在见到留学人员戴着“博士”、“教授”、“主任”、“主席”的桂冠翩然归来时，要多留一个心眼，记着：“克莱登”以前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
